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思想形态，它势必要求进入广阔多变的社会生活和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思维之中，但我们回顾往昔，德国的排扰主义对门德尔松等犹太人音乐家、艺术家的抵制，俄国(前苏联)对犹太人音乐的排斥四五十年代日丹诺夫对苏联音乐家艺术家的迫害，中国文革期间对德彪西、瓦格纳等“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音乐家”的大批判、纳粹德国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思想家、艺术家的屠杀、查禁等都是以意识形态的强势思想介入音乐艺术领域的直接或间接恶果。我以为我们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音乐学或艺术史研究的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音乐、艺术等相对独立的价值形态侵害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其对象本身成为其附属品、依附之物。意识形态用先在、先验(也就是不可证伪的理论)的思维定式来框定艺术的功能、作用，而无视音乐、艺术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对其自身的健康而多元的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如果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应能看到，而且应该能认识到，组成社会的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必须保持相互影响，但更要相对独立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形成的市场化趋势(这是继政治意识形态之后又形成的一种强势语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当然，在音乐艺术相对独立的前提之下，市场化会极大促进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兴旺、传播和发展。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绝不仅仅靠市场机制分配知识和艺术。举众所众知的例子，美国一年一度的电影艺术学院奖，如果客观地看，它更多的着眼点是那些取得艺术与市场价值相对平衡的影片，而置某些标房收入极高而艺术性差的影片而不顾。如果一味听任市场机制，让它的标准膨涨到极端，那么这样带来的危害和恶果并不会小于大跃进或文革期间极端政治化带来的对艺术、知识的损害。在并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曾经犯过把政治标准与音乐文化价值等同的错误，而今却走到另一极端，即把市场价值与文化价值完全等同起来。音乐，正象人类任何的文化创造一样，它在人类价值系统中自有其自身超越其生存的价值地位，它既被无数个体的心灵所感受，又提供了为它所化的人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和生存动力。然而当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屈从或臣服于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时，其后果可想而知。因为这将对音乐、对任何一种门类的文化艺术造成深深的创伤。在我们日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音乐艺术的繁荣与多样，其前提既不在于完全走向市场，也不在于依附任何一类权力集团,更深一层的前提应是它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得到承认，其二便是音乐艺术自身的多元化、多极化，从任何一种强势意识形态系统中走向相对独立。在以往，我们曾走到音乐政治化的极端，八部样戏，一本语录歌；而今却似乎走向另一极端，在艺术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之下，将一切都拿到市场上去衡量其价值，但其结果并未形成音乐艺术多元化的繁荣，却造成低劣的流行音乐，大众卡拉OK的泛滥，严肃音乐的品质也日益下降。把文艺团体和音乐院校片面、极端地推向市场，这背后不仅是商品经济的强势意识形态，其实它也是社会的管理者在推卸自己的责任。音乐艺术的多元化真正的动力应来自于思想的多元化，没有思想便无从拿出真正象样的作品，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日趋疲软和苍白的流行文化的教训之一。

　　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长期以来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集体、集团、轻视个人和独立的思想，我们许多人，对现代社会中民主制的理解也大多仍停留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水平上，极端之时甚至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去压制个人创造。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传统思维形态也披上一层新的外衣，以“大众”“多数人”“群众”等名义去推行强势意识形态，造成品质低劣的流行艺术、流行音乐大肆泛滥。

　　我们应该明白的常识是，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在推进文化、发展艺术的主体，既非某一种集团和利益团体，又非抽象的民族国家，而是富于创造力的个人，正是无数这些有独立个性、富于天赋的个人才真正去推进了音乐及一切艺术水准，只有营造一个允许他们生长的大环境，建立一种宽松的制度性构架，把意识形态的直接、间接渗透减到低程度，才能便其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争相辉映的局面。

　　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正如其它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其创造性不仅在于解决什么问题，而更在于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意识形态与音乐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元问题，任何从事音乐研究的学者迟早都会遇到它，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尽量做出自己的回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音乐学者如果缺乏对思想史，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了解，缺少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生活的追求，那他很难配上知识分子的称呼。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