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经历长征不到一年的毛泽东，在保安自己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位秘密来访红区的外国人———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位著名记者当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蒋介石的悬赏价目单上，一个湖南农民儿子的头颅为什么值那么多钱（蒋介石开出的价钱是25万大洋）。在昏暗的油灯下，斯诺同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一连畅谈了好几个夜晚。毛泽东之谜他没有完全解开，但毛泽东口中的长征却强烈地震动了他。一年后，他在自己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评价了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迁徙：

　　……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在过去三百年中，还没有过像这样的举国大迁徙，也许只有土尔扈特是个例外，斯文·赫定在他的《帝都热河》中对土部返迁作过记述。与它相比，汉拔尼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像是一次假日旅行。一个更有趣味的对照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当时这支大军已完全崩溃，军心全涣散了。

　　与这些议论写在一起的，是一些让他无法相信的数字。

　　斯诺有他的遗憾，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刚刚结束的红军的长征，未能进行更深入的采写，他寄希望于未来，他的那本书中热切地渴望：“有朝一日，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下来。”

　　1983年，中国又来了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他是一名著名的记者兼作家，二战期间，他与埃德加·斯诺同为东线战地记者，在苏德战场前线无数次竟夜长谈中，斯诺向他的朋友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现代神话———长征。岁月匆匆流逝，斯诺不幸作古。为了实现斯诺47年前的那个夙愿，索尔兹伯里来到了中国。

　　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正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在高山大川间。其实，我正给写出了不朽史诗《长征组歌》的开国上将肖华当秘书，肖华和他的夫人王新兰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一个在一方面军，一个在四方面军，肖华是长征中最年轻的师政委，王新兰则是有据可考的参加过长征的年龄最小的红军。在他们身边工作，长征是暇时经常的话题，耳濡目染，使我有幸在历史教科书之外，能够更感性地去认知长征。

　　此次踏上长征路，是奉肖华之命，为一部有关长征的文稿查证、补充有关资料。我从江西一路走过来，采访了许多长征的目击者和亲历者，诸如当年的民夫、船工、无数失散的男女红军战士，以及现在工作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在沿途各级党史办公室还查阅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收益颇丰。说来也巧，走到四川，我与奉命为索尔兹伯里打前站的几名成都军区的同志走到了一块。

　　不久，我在北京见到了后来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兹伯里先生。肖华是他列出的长长的采访名单上的一位。中美关系解冻后的中国为这位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美国作家采写长征提供了一切方便，他的采访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健在的长征老干部，从长征时的军团领导，到营连干部，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长征中的某一个环节、某一个重要“当事者”从多方面获取他所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令人羡慕的。索尔兹伯里采访肖华将军时，我以肖华秘书身份在座。那是一个太阳很好的午后，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会议室里，索尔兹伯里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肖华信马由缰地谈着，肖华的惊人记忆力给这位美国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的谈话内容成了索尔兹伯里那本影响广泛的书中的一些章节和段落。

　　大概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也萌发了用纪实手法叙写长征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念头越来越强烈，于是，就有了时隔十年之后，我的再次长征路之行。

　　此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已有几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有朋友问我，刚刚有了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你能保证超越他吗？我说：不敢妄言超越，但我一定会写出一部与索氏完全不同的长征。这就是我今日出版的《新写长征》。在心里，我有我的长征。索尔兹伯里是在漫谈、评说长征，我则想全景式地再现长征。

　　当然，要“文学的”再现长征，决不是简单地堆砌长征资料，机械地重复长征过程。围绕着报告文学“真实”这个基本前提，要遵循艺术的规律进行艺术的营造和铺排，从场景到人物，从语言到叙述角度，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我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长征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还会不断地被提起，还会被作家们不断地写下去。

　　毛泽东以超人的智慧，将一场由错误路线导致的大逃亡导演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那漫长的险象环生的征途上，艺术的诱惑实在太多了。因此，长征是无法写尽的。

（解放军报 2002年08月19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