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关峡委员和20多名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了《关于增加国家级院团财政投入的提案》、《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事业发展，加大经济优惠政策的提案》。这两个提案得到了其他中直院团的一致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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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院团发展需要加大投入

　　——访政协委员、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

　　3月12日，小组会会间休息时，记者采访了关峡委员。

　　记：知道中直院团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没想到有这么严重。以国交为例，困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关：其实近些年来政府投入增长率很高，但由于基数比较低，实际投入绝对数仍然偏低。

　　比如国家级院团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历史欠账太多，负担沉重。像严良堃、盛中国、胡松华、罗天婵、韩中杰这些著名的老艺术家，月退休金有的3000多元，有的只有2000多元，普通艺术家退休金更低，其中上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的退休金还不到1000元，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占1/4。据了解，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月均收入远远高于这些离退休艺术家。国家级院团与北京市同处一个城市，离退休待遇悬殊过大会让人心理失衡。

记：那在职的呢？他们可是眼下创作、演出的中坚力量。

　　关：国家级院团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按编制和档案工资差额拨款，而档案工资普遍过低，在京国家级院团财政拨款，人员经费每人年均低于2万元，而上海、广州、深圳等交响乐团政府拨付的人员经费年均都在6万元以上，反差很大。国内外职业交响乐团的薪金普遍较高，低薪难以留住人才，韩国KBS乐团乐手月薪平均1.5万美元；深圳交响乐团的声部首席月薪2.4万元；青岛交响乐团招收新乐手月薪达到6000元，国交新招来的乐手，月薪只有2400元。

　　记：待遇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队伍的状态？国交的演奏员水平是最高的，不乏有乐团在盯着他们吧？

　　关：每次在国外演出完，都有人想挖我们的乐手，或者挖我们的指挥。演奏员如果被外国乐团挖走，对我们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的声部首席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奏家。这些人的工资待遇如果长期很低的话，势必造成他们心理状态和技术状态的不稳定。

　　记：印象中，国交在市场营销上还是很有成绩的，每年都有很多演出，这些演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经费不足的困窘？

关：国际上，通常交响乐团能够接受的演出频率，是每年40场左右。因为要精心地排练，还要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否则哪来高水平的演出效果呢？但是，实际上我们去年就已经演到了108场，已经连续3年维持在这样的演出场次了，说实话，我们已经超负荷运转了。

记：政府投入不足，演出收入又不足以使乐团摆脱困境，那么，在寻求社会赞助方面，国交都有哪些尝试呢？

　　关：这又牵扯到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年给我们团赞助250万元，按税法是应该被准许在税前扣除而不交企业所得税的，但国税明确说：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赞助是不许税前扣除的，如果出现结余是要照章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中国交响乐团不是企业，没有营业执照，可被要求执行《企业所得税法》、《营业税法》、《房产税法》。我们非常希望企事业、组织、个人等对文化事业单位的捐赠款能直接抵扣所得税。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赞助文化事业的热情，从而弥补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这次政协会议上，有许多委员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记：您在提案中还专门提出建立乐器、演出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关：乐器、演出设备是艺术生产的关键环节，也是决定艺术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国际知名的交响乐团都有数量不等的世界名琴，美国职业乐团使用的一把小提琴就要20万美元以上，价值十几万美元的铜、木管乐器使用三四年就得报废。2006年中国交响乐团在韩国演出，韩国《中央日报》就不无遗憾地指出，乐团精湛的演奏技艺与低档次的乐器形成反差。更让人难堪的是，有时候连必备的演出礼服都缺乏。

　　记：这两个提案，其实就是您为中直院团设计的两条摆脱困境的出路。首先是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如果政府短时间内不能有大的动作，那就寄望于社会赞助。

　　关：对，这是我们中直院团大部分管理者的想法。政府可以不投入或少投入，但是得鼓励社会资金来资助，以国交为例，108场演出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国家级院团代表着国家艺术的最高水准，而其非娱乐特征决定了它在获取社会资源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来源： www.ccdy.cn 作者：林瑞华 ）